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針對當前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調整、明確了定罪量刑標準，為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案件提供了更為科學的依據，體現了寬嚴相濟、實事求是的精神。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保護野生動物不僅對維護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當前，全社會對保護野生動物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仍呈高發多發態勢，甚至形成了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動物資源的利益鏈條。針對這一情況，《解釋》對此前一些野生動物保護的薄弱環節加大了懲治力度，體現了從嚴懲治的精神。“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懲治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不僅要懲治前端的非法捕撈、獵捕環節，也要懲治后續的銷贓環節。對此，《解釋》明確規定，明知是非法捕撈犯罪所得的水產品、非法狩獵犯罪所得的獵獲物而收購、販賣，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這就為懲治銷贓環節提供了明確依據，也有助于實現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全鏈條、全方位懲治。

此外，《解釋》還針對走私珍貴動物及其制品、非法捕撈水產品、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等行為規定了“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明確了升檔量刑標準，特別是明確了從重處罰的具體情形。以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為例，《解釋》明確，屬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的、為逃避監管，使用特種交通工具實施犯罪的、嚴重影響野生動物科研工作的、二年內曾因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受過行政處罰的情形要予以從重處罰，這體現出對特定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的從嚴懲治。

在對待人工繁育物種方面，《解釋》則體現了從寬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如果對人工繁育物種與野生瀕危物種不加區別地對待，不僅會使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等罪名在定罪量刑方面出現模糊地帶，而且會導致出現買賣合法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被追究刑事責任、量刑過重的情況。事實上，隨著野生動物人工繁育技術水平的提高，一些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不依賴野外資源的人工繁育種群，其合法、合理利用并不會對野生種群和生物多樣性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情形下，如何根據形勢發展變化，調整刑事司法的重點，就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解釋》明確規定，對于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野生動物，以及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的野生動物，對其所涉案件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果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依法從寬處理。這一規定合理地考慮了人工繁育種群的特殊性，將其與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野生動物種群相區別，有利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落實。

《解釋》還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對生態文明法治建設中面臨的新問題予以了積極回應。一段時間以來，僵化地按照涉案野生動物的數量定罪量刑的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引起了量刑過重的現象，也使野生動物的司法保護面臨困擾。為此，《解釋》調整了定罪量刑標準，將依涉案野生動物數量進行定罪量刑的標準修改為以價值作為定罪量刑標準。這一重大調整有助于解決此前在個案中因采用數量標準而產生的罪責刑適應性方面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于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