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務必還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理性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致力于外向型發展，依托國內資源稟賦和豐富的勞動力優勢，積極參與和融入到全球分工與專業化的體系之中，一方面從國外引入先進的資本、技術和管理來為本土尤其是東部沿海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拓展出口市場，充分發揮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環節的國際競爭優勢，并且把握住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從而實現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飛速發展。毋庸諱言，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確實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挖掘內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忽視，進而導致了今天“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局面。

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另一面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道路上，外向型經濟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幫助中國形成了完備齊全的產業體系，還大大提升了我們本土產業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能力。但外向型經濟模式也具有另外一面，它固有的弊端也逐漸被大家所感知。

首先，如果過度依靠海外市場來發展經濟，經濟增長的主動權很難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經濟”思路下，我國經濟一直都與海外市場深度綁定，這從外貿依存度中可以得到反映。數據顯示，1995年至今，我國對外依存度從來沒有低于過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該指標數值迅速攀升，最高曾達到63.96%，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國經濟頻頻受到全球經濟波動和貿易摩擦的影響。

其次，國內產業升級和經濟安全也受到一定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是充當“世界工廠”的角色。由于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低技術含量產品)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主要的出口產品一直集中在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輕工業產品上，而進口的則為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常常是，“一卡車日用品換一個電子元件”。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既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增加了我國提高外貿競爭優勢、搶占全球價值鏈上游的難度，更容易在核心技術上被歐美發達國家“卡脖子”。

再者，近年來外部環境急劇變化，海外市場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外向型經濟模式很難再實現穩定增長。由于受到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漸增、貿易單邊主義抬頭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海外需求日趨萎縮，外貿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開始降低，尤其進入2020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加錯綜復雜，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深刻沖擊了全球供應鏈體系。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經濟增長還是安全考慮，我們都不能繼續把增長的主要動力建立在疲軟不振的海外需求上，而是應當著眼于國內市場的深度挖掘。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筆者曾在第一財經發文指出，盤活內需是當前中國經濟帶有確定性的發展之“錨”。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來都是建立在可靠的內生力量上，自身有足夠的免疫力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疫情及全球經濟形勢加速新發展格局實施進程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會議明確了未來幾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新思路，“內循環”隨即成為焦點，被各方觀察人士熱議。

特別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內循環”“外循環”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兩選題，中央確立的新發展格局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二者不是取舍，而是權重問題。事實上，這種新的發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今天才開始布局的。中央強調“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換句話說，只是當前的疫情及全球經濟形勢的倒逼，加速了新發展格局的實施進程。

如此前所述，從區域均衡發展的角度來說，深挖內需、發展腹地經濟的“內循環”未必是一件壞事。有一個區域經濟學里“資源的詛咒”理論說：當一個地方的食物隨便就能從樹上采集到的話，人們往往就懶得去精耕細作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商業貿易，之前由于海外貿易的利潤豐厚，導致利潤率相對較低、需要提高效率加以細分應對的國內市場的開拓就被忽視了。我們經常會發現，國內很多三四線城市的產品，質量很好卻沒有機會被國內消費者認知，許多國外品牌質量沒有明顯優勢卻因為品牌效應而大量擠占了國內產品的市場空間。基于此，“內循環”將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企業家關注國內市場，通過將一部分原計劃遷到東南亞的工廠和設備投入到中西部，可以增強企業深耕內陸腹地市場的動力，從而讓一部分有潛力而沒有機會的國內企業成長起來，進一步帶動中西部經濟的發展。

從短期看，“內循環”也有不利的一面，突出表現在，阻礙國外先進技術的交流和擴散。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業務外包，也伴隨著技術進入，正是得益于這種技術支持，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實現了快速發展。不過，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即便我們不搞“內循環”，國外先進技術也已經很難“拿來主義”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不利因素又可以轉化為積極的一面，它可能會倒逼中國自主產權的研發，企業將不得不增加研發在總收入中的比例，以盡快補齊產業鏈中的缺口環節，提高產業鏈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當然，短期內的困難和沖擊是難以避免的，市場主體不得不由此增加研發和營運成本，尤其小微企業將面臨“生死”壓力。而民間經濟的活力和就業市場對我國的經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在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保市場主體”“保就業”將成為穩經濟的重中之重。

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的趨勢

顯而易見，“內循環”絕不是關起國門。“封閉式”思維，并不符合經濟學規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經濟繁榮發展的邏輯：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于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導致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

世界級市場互通有無所產生的巨大收益，超過所有國家內循環的總和。任何經濟體，只有同其他經濟體進行資源整合與優勢互補，才能實現共贏共進。市場融通的一個功能在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拓展往往還伴隨著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過程中，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發展的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人員的交流往來，是大勢所趨，雖時有逆流，但大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

中國歷來是全球化的倡導者、推動者，一直都在為促進國際循環的暢通和擴大而努力著，越是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之時，越是堅持改革開放。從“一帶一路”、穩外貿穩外資、擴大自貿區試點，到自貿港建設、舉辦進口博覽會，中國積極“走出去”“引進來”，大力拓展新興市場貿易，是順應時代發展主流的國家戰略，不會因為某些別有用心的外部勢力施壓而動搖、改變。

我國乃至幾乎所有國家的成功實踐都證明了一條：只有擴大對外開放，經濟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因此，我們在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務必還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理性選擇。(作者：劉功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