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不再是傳統招商引資的思維，不僅著眼GDP總量，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過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創造的，給人越多，上海越厲害。

“紐約的錢并不是只來自紐約人的儲蓄，也絕不是只給紐約人用，而是匯聚全球資本，再給全球用。巴黎的時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創自賞，而是匯聚天下時尚尖子并輻射、引領全球。上海就要走這么一條全球城市之路。”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談及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位時，對上海提出的建議。

當前，上海正加快推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和自貿試驗區建設，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邁向卓越的全球城市。5月13日，上海金融辦負責人透露，上海將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爭取在擴大銀行、保險、證券對外開放等6方面先行先試。

作為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周其仁表示，城市影響力來自于輻射力，能給予別人的越多、越重要，影響力就越大。全球城市是在全球競爭中形成的，哪一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上海要充分發揮其獨到的全球港口優勢、金融中心優勢、以及科創優勢，揚長避短，在為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全國乃至全球服務中奠定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

周其仁談到他的一個觀察，下一波中國民營創業潮將由科技驅動。上海科創潛力巨大，遠遠沒有充分發揮，完全有機會在爭當卓越全球城市的路上蓄勢待發。

“上海這種大都會城市，目前要面對一項挑戰：國內國際有一批人才將來厲害，但他們現在沒多少錢，這批人才現在能到大上海來落得下腳嗎?這個問題不解決，上海積累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優勢、以及良好教育累計的人才優勢，還有城市管理精細、生活品質吸引高端人才的優勢，就都難以發揮”，周其仁說。

“全球城市不再是傳統招商引資的思維，不僅著眼GDP總量，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過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創造的，給人越多，上海越厲害。”

澎湃新聞：

怎樣才算是全球城市?

周其仁：

我的理解，“全球城市”是在全球范圍集聚優質人才和資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輻射、引領和服務。城市的核心其實是輻射，也就是要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城市作為全球經濟網絡中的節點，終究由其貢獻的輻射能量來決定各自的相對重要性。

上海建設全球城市，集中要考慮的就要如何能對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全國以至于亞太和全球貢獻哪些獨到的產品和服務。老上海為什么在全國影響力大?還不就是在那個時代能給全國提供其他城市難于匹敵的工業產品、技術管理人才、還有文化時尚。當別的城市還不能提供這些東西時，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國的影響和地位。

但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別的地方會學習、改進、趕超，總有一批批的產品和服務別人也有，甚至超過上海、領先上海，讓上海感受到競爭的壓力。最大的挑戰是上海能不能不斷形成新的輻射優勢，不斷拿出新的獨到的產品和服務?從全球城市看，像倫敦、紐約、東京等，都經歷過比較優勢變化、升級的過程。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覆水難收的傳統優勢失去就失去了，關鍵是長出新的沒有?過去紐約的制衣業也名冠天下，后來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人家金融業起來了，反正馬云那么厲害，上市融資還是要跑到華爾街去。一雞死、一雞鳴，所以紐約涼不了。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資思維來充當全球城市的發展戰略，不是把別處的GDP招過來、搬過來，好像搬夠了數，自然就是全球城市。戰略著眼點是增強輻射能力，要給別人東西。搬人家現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輻射不出去。建設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輻射能力，著眼于輻射來集聚，吸引、集聚為輻射。在市場里，真正厲害的商家是給人產品越多，他自己越強。

澎湃新聞：

那么目前來看，上海可以從哪些方面為別人提供服務而產生影響力呢?

周其仁：

全球化也導致全球城市的激烈競爭，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樣樣都比別人強。上海要在競爭中定位，拿出別人拿不出或很難拿出來的東西，與長三角兄弟城市、全國其他城市做好分工，別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讓別人做，聚精會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難做好的事。

目前來看，上海的全球港口優勢、科創人才優勢、金融優勢以及比較精細的城市管理所帶來高品質宜居優勢，具有相當的獨到性。

首先是全球港口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上海被發現就是一個全球貿易視野的結果。我們傳統文明重農，魚米之鄉才是好地方。但從全球貿易的角度看，位置和港口才更具戰略意義。因為上海不僅是中國海岸線的中點，還擁有長江流域廣大的腹地和良港口。如果全球貿易發展起來，港口是貿易網絡的節點，港口帶起臨港產業，能源、原材料的輸出輸入支撐制造業，貿易和制造又呼喚各種生產性服務、商事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于是形成的就不是單一中心，而是復合的、綜合的中心城市。其實，現有全球城市倫敦、紐約、東京都是這么起來的，其中，全球級港口很基本。以當下海運形勢看，洋山港可以停靠攜帶2萬個20英尺標箱以上的巨輪，上海的全球級港口地位很難被撼動。下一步重點是體制和服務能不能配套，“自由港”說到底是個港，可不能說說就算了。

當然上海港的優勢已不再絕對。隨著更多特區和我國經濟走向全方位開放，鐵路樞紐、航空港的相對重要性上升，涌現出很多后起之秀，山東、江蘇、特別是珠三角形成了新興制造業中心。上海的人工、土地成本比較高，固然不利于競爭，但考慮到人力資本、配套能力等因素，上海制造特別是復雜制造，依然有強大競爭力。

談到人力資本，上海自近代以來集聚的人文優勢，不可小看。現在有議論說上海人創業熱情不高，沒有冒出多少天下知名的大企業。但同時全球和全國很多大公司，又愿意來上海，這是為什么?我想這是不是涉及上海人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上海有非常多優秀的“組織人”和“公司人”，他們倒不擅長登高一呼當老板，但擅長在一個大組織、大機構、大公司里能好好工作，與各方協同，履行復雜的契約。我們要明白，經濟增長固然需要不斷冒出新公司，更離不開冒出來的小公司成長為大公司。一律小老板，公司還沒大就裂變，怕是不行的。

其實更根本之處，是上海這個地方比較重契約精神。上海發展金融中心主要不靠地理位置，而是靠看重契約的社會氛圍。金融靠信用安身立命，利益要算賬，說話要算話，立約要履行，發生問題找律師，而不是“找大哥”，契約才能連接復雜的合作。比較把契約當回事，是金融的根基，也是全部復雜交易的基礎。

“下一波民營企業很大程度是科創型。上海一定要抓住這波浪潮。”

澎湃新聞：

正如你所說，最近有議論說上海不具備創業公司所需要的環境，錯失互聯網發展機遇，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周其仁：

什么機會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吧，否則還不早就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啦?其實一個城市的長處短處，常常靠得很緊。剛才講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貿易背景的產物，在開放、商業、制造、金融、文化等方面辟出一條都市崛起之路。正因為上海是全國財經重心所在，所以進入國家工業化以后，也一直是計劃經濟的重鎮，對上海管得非常嚴。這和浙江、福建、廣東包括后來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上海多少年非嚴守財經紀律不可，難冒出市場經濟天下的英雄豪杰，這兩件事情有一定的關聯。

改革開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國企強、外企也強，但本土民企弱，有一個歷史邏輯在起作用。前些年，總部經濟有點補救，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進一步發展。問題是別的地方也不會眼看孔雀飛上海，大家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輕不是單邊發力。從長期看，上海還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長，放在更突出位置。

澎湃新聞：

那你怎么看上海民營經濟未來的發展呢?

周其仁：

民企板塊弱，不是小事情。但來日可追，因為時勢造英雄，中國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時代節點，下一步有機會大發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學知識，更多靠“運用新的科學原理來解決實際問題”。科創型民企一定引領下一波民企潮。

科創企業“科”字當頭。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礎科研成果和高級知識分子，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在全國領先，加之城市綜合生活品質比較高，對全國、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別具優勢。這方面的優勢上海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

一個關節點是轉化，龐大的國家科學研究投入，如何轉化為技術、產品和市場優勢，反過來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我們去硅谷、波士頓、奧斯汀或特拉維夫看，大量科創企業與大學、研究院、實驗室里的純科學高頻互動，越來越打成一片，在空間上差不多新創科技公司大量圍著高校、研究院和實驗室而建，說明科學研究、技術開放、產品與市場開發高度融合，來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在空間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遠。

更實質的挑戰是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我們大部分高校科研機關都是國有的，如何釋放科研成果轉化的巨大潛力，涉及產權界定和體制成本。教授科學家搞發明，多少是國家的，多少是個人的或團隊的，要有一條清楚界定的線。

美國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確了，利用公共資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權屬于大學，再由大學向社會轉讓專利使用權，轉讓價格公開競爭形成，沒有聯邦資產流失問題。教授開發團隊和其他新設科創小公司，都可以參加使用權競標，獲得后再開發。

中國也參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經承認在國有單位工作的教授科學家，即便對職務發明，也擁有合法的權益占比。雖然不少地方把這個權益占比定得還比較高，但表達了鼓勵創新成果轉化的政策傾向。不過我們也觀察到，國有機構科研成果轉向市場，整體定價程序還是手續繁雜，關鍵是我們的大學還行使不了國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你讓他行使，他要問這個部那個部，問來問去誰也不肯為國有資產流失擔責。在整個專利市場作價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僅提高研發團隊的權益占比，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整個專利無價，研發者權益占比再高，實際意義也不大。

澎湃新聞：

那你認為下一波民營企業將誕生在哪個行業領域?

周其仁：

不知道。你這聽起來還是追趕思維，看人家有什么新進展，趕快規劃、布局。當然落后就應該趕超，否則越來越遠，永遠落后。但趕超思維也有代價，就是老在追確定性目標，忽略了創新的本質是直面不確定。以色列1948年建國，基礎和環境比我們還差，但人家手里有不少原創，這與他們不滿足于盯著確定目標追趕有關。我們這里至少兩手都要硬，一手趕超已有的先進科技，一手直面不確定未來，鼓勵發現新原理、原創新技術。否則，就算趕超很成功，人家還有“下一個”，那中國就永遠在趕超路上。

“要讓那些將來很厲害的人，現在能在上海落得下腳。”

澎湃新聞：

上海如果想發揮出你所講的科創優勢，面臨哪些問題呢?

周其仁：

目前還是工業產業園的路數，遠離高校、研究院所和實驗室。高校周圍的產業群還有待形成，一個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學、研究所要舍得多拿出一些空間來辦科創企業，包括師生團隊和外來的大學專利使用團隊。還有就是老大學集中區，為科創產業使用的空間還要見縫插針，多多益善。

更大的問題是現有的商品房模式，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儲蓄轉化成房子，買的時候要一次性付清這個物業未來幾十年的收益。買下來之后，才有資格享受資產升值。這個模式對城市建設有貢獻，因為適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況。新問題是年輕人，特別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來新秀，他們將來會很厲害，但現在靠他們自己的當期收入和信貸，還難以在上海落腳。現在落不了腳，以后的故事就都沒了。這里并不是要討論房地產政策，而是從上海要發揮科創優勢，涉及到一個相關難題。

深圳現在抓青年人才公寓，我覺得抓到點子上。我到現場去看過，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產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只租賃不出售，價格合理，居住條件也像樣，付租金就落腳，包括年輕小家庭。讓這些還在奮斗的年輕人一下子付未來70年土地收益，那還不是為淵驅魚!

這樣看，上海的后發優勢還在后頭。如果能讓很多未來厲害的年輕人進得來、落得下腳，又能激發上海大學科研機構的存量優勢，那就構成上海的科創優勢，可能完全不亞于上海的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一定會產生一大批科創型民企，顯著改善上海企業所有權的結構。(作者：韓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