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Nature Sustainability雜志的調查，中國有望提前9年完成《巴黎協定》的2030年氣候目標。那么，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碳排放國之一，中國在過去幾年里做了哪些工作，未來又當如何領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

1月22日，2020年冬季達沃斯“中國的全球綠色領導力”圓桌論壇在瑞士舉行。公共與環境事務研究所所長馬軍出席會議并對近年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的工作發表看法。

馬軍表示，“在過去20年里，中國在提高公民意識和宣傳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媒體、學校、政府等各方都在鼓勵重視環境問題。此外，國家也在環保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環境目標納入發展計劃，而且在制定法律法規的同時嚴格驅動落實。在過去四年里，國家有上萬調查員被派到各地工廠、政府(部門)檢查，看是否(在環保方面)做到位。”

雖然中國政府已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績，但在馬軍看來，光靠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夠，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應當參與進來。

除政府和人民堅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之外，馬軍認為，企業也應當起到重要作用，而人民可以起到助力、監督和正確鼓勵企業的(環保)制度的作用。“這并不是在道德上指責企業。過去，企業的(發展)勢頭、機制是錯誤的，它們的違法成本要低于合規的成本，所以那些走旁門左道的人反而在過去市場中得到了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現象”。

馬軍認為，應當重視(企業在環保方面的)數據和透明性，因為這可以讓違反規定的人無法遁形。據馬軍介紹，過去一些跨國集團在中國采購，只知道購買最便宜的東西，并不知道哪些生產商在污染環境。而在2007年，他所在的組織與其他20個非政府組織推出了“綠色選擇”的倡議，為跨國集團提供(企業環保情況)清單后，這些跨國企業也開始對這些企業進行各種比較。

“如今，這些國際集團和品牌在我國采購、簽合同的時候，會更加關注生產商的污染情況，例如蘋果、H&M、華為等企業，都已經在關注供應商的污染情況。我們每周能夠推動100家中國工廠的合規，并為他們做認證等工作。”馬軍說。

馬軍將這種模式稱之為“生態鏈”，即將品牌與供應商串連起來，讓他們有可靠的數據參考，能通過手機短信收到警告并進行跟蹤，能夠以權力下放的方式讓品牌和集團更好地監督供應鏈和供應商，達到合規的目的。

此外，許多金融機構也將氣候變化因素納入財務決策。據馬軍介紹，從2019年下半年開始，有10家主要金融機構找到他所在組織，其中也包括一些大型銀行。“有7萬家企業想向這些銀行貸款，我們會協助這些金融機構做盡職調查，了解企業的環境績效。此外，我們也開發了環境評級體系，用顏色對企業評級”。

“這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勢頭。對于全球關注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的人來說，現在中國已經不再是‘數據黑洞’，相反，從上游到下游，中國已經占據整個供應鏈，這些大型集團和品牌可以了解到中國供應鏈的‘綠色’情況。”

生態環境部在2019年11月27日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相當于減排52.6億噸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4.3%，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也就是說，中國已提前達到2020年的碳排放目標。

而在未來，我國也明確提出了到2030年左右，會出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計劃，確定了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發展的戰略方向。

對此，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主席Lord Nicholas Stern給予了肯定。他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承擔起了相應的責任，承認和肯定了(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規模，而且肯定了自己能夠發揮核心作用。

但他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口是中國的一倍，而他們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國的1/2，因此當他們的生活質量提升到中國的水平時，排放量的規模也將翻番，屆時氣溫可能上升3度還不止。

而《巴黎協定》主要目標，則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前工業化時期水平之上1.5攝氏度以內。因此Stern建議，中國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時也應當注意環保。

馬軍則進一步指出，由于“一帶一路”是政府對政府的協商，所以更多地取決于東道國的決定。不過在這一過程中，(除政府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也可以以各種方式參與進來，而“這就要求我們要有綠色‘一帶一路’的數據庫，同時還要有問責制，保證境內境外的數據能夠帶回中國，供我國金融機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