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控股與平安之間關于重組的分歧再掀波瀾。

匯豐控股（00005.HK，下稱“匯豐”）將于下月召開的股東大會上投票表決由部分股東提出的分拆亞洲業務并將股息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的建議。但匯豐控股董事長Mark Tucker近期再次反復表示拒絕。

第一財經獲悉，作為這兩項議案的支持方，匯豐大股東平安資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黃勇于4月18日晚間發表聲明稱，匯豐有必要推動結構性的戰略重組改革，并對匯豐不溝通態度表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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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這份聲明中，黃勇稱，2015年起，平安資管逐步增持匯豐，成為匯豐的長期投資者。在投資初期，匯豐的業績表現樂觀，但后續卻逐漸呈現經營業績惡化、表現顯著落后合理同業對標組、對股息政策進行破壞性調整、市值持續下滑、對全球商業模式挑戰反應遲緩等情形。

黃勇表示，近兩年，隨著雙方持續友好的溝通，匯控管理層采納了包括退出部分業業務條線、改進同業對標體系、落實高管薪酬改革、提高長期回報目標、承諾恢復季度股息等建議，這些舉措也幫助匯豐最近的業績實現了一定改善。

盡管如此，平安仍對以下五個方面深感擔憂：第一，匯豐絕對業績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加息周期，然而加息已逐步見頂；第二，盡管絕對業績有所改善，匯豐控股和匯豐亞洲業績仍大幅落后同業；第三，匯豐管理層設定的RoTE（有形資產經常性回報率）及成本目標不夠充分；第四，匯豐管理層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關鍵業務模式面臨的挑戰。包括本地化能力偏弱、成本基數過高、資本效率低下、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第五，匯豐將匯豐亞洲的分紅與所需資本，用以支持回報相對較低的非亞洲業務。雖然匯豐已退出部分非核心業務，但退出規模很小（僅占風險加權資產的4.7%），其余非亞洲業務風險加權資產仍高達51%，但回報僅為亞洲業務的四分之一。

近年來，部分匯豐股東多次向管理層建議，分拆匯豐亞洲業務在香港注冊總部并獨立上市。黃勇在聲明中稱，平安認為匯豐多年來業績表現不佳，對亞洲業務投入不足，上述給予亞洲業務更多自主權的提議值得認真考慮。過去兩年，平安資管還向匯豐管理層提出了諸多結構性重組建議，包括推動匯豐亞洲業務在香港上市，以及整合匯豐亞洲的所有業務。

在這份聲明中，平安建議從原來的分拆方案(spin-off)調整為戰略重組（strategic restructuring)方案。“戰略重組方案完全可以解決匯豐的顧慮，包括但不限于環球價值、運營成本、法律障礙等問題。這次提出的戰略重組方案將建立一家聚焦亞洲的銀行，其架構更精簡、靈活，本地化與競爭能力更強，可受益于大灣區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等國家戰略，專注亞洲資源投入，更適應亞洲市場的本地發展動態。我們相信，獨立上市的亞洲業務，將為匯豐亞洲股東提供更高的分紅保障，免受匯豐非亞洲業務的挑戰。”黃勇稱，“無論是哪個方案，平安始終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匯豐仍是總部在亞洲的上市銀行的控股股東，以維持全球業務線的協同效應；第二，都將為匯豐股東帶來巨大收益，包括釋放價值、減少資本要求、提升長期效率、緩解地緣政治風險和重新定位競爭局勢。”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在匯豐用以向投資者和分析師介紹2022年中期業績的PPT中，就用了一整頁的PPT闡述了部分股東提出的結構性重組建議將對其價值產生重大破壞性影響的14條理由，包括“未來，匯豐亞洲和匯豐之間的交易安排不可能完全抵消收入的損失”、“須建立新的、完全獨立的IT服務系統”、“根據獨立適用于匯豐亞洲的規則，須建立約400億美元的MREL債（Minimum Required Eligible Liabilities,即符合自有資金與合格負債的最低規定），再融資成本約為數十億美元”等。

黃勇在聲明中認為，匯控管理層不僅拒絕承認提議的任何優勢，還夸大了許多成本和風險。“我們也認識到，結構性重組方案在初期會產生一些增量成本，但我們認為應該以開放的態度權衡這些成本與收益。”

在聲明中，黃勇對上述理由進行了部分駁斥。

例如針對IT系統，他表示，沒有明確的香港上市規則表明，申請人所有的IT系統都必須獨立才有資格在香港上市；其次匯豐亞洲可繼續使用匯豐的核心系統，避免高額的IT成本。

針對收入損失，黃勇表示，匯豐作為任何部分分拆實體的主要控股股東，對確保全球業務協同所需的商業有效運作仍保持很強的影響力。匯豐亞洲可能會繼續使用與匯豐簽訂的服務協議下的現有業務系統，就如匯豐與恒生多年來的成功案例一樣。分拆亞洲業務后改善的運營情況，可能會抵消獨立公司職能帶來的額外成本。

針對MREL債和再融資，黃勇則駁斥稱，數十億美元的再融資成本已是極端情況。匯豐約400億美元的MREL債務將于未來兩至三年內到期，如果香港金融監管局能夠給予匯豐亞洲過渡期或寬限期，這將極大減少甚至避免MREL的再融資成本。

黃勇表示，平安資管對其資金投資于匯豐的客戶負有受托義務，將繼續進行建設性的股東交流，并希望匯豐以開放的態度聽取、研究股東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