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臉書）雖然已將名稱改為Meta，意欲將元宇宙作為公司成長的“第二曲線”，但該公司在主營業務上與全球監管部門的博弈仍在持續。

日前，Facebook前員工、將該公司內部文件分享給媒體的“吹哨人”豪根（Frances Haugen）出席了歐洲議會針對Facebook的聽證會。她詳盡地講述了Facebook如何將利潤置于用戶安全之上，如何利用算法傳播不恰當內容。同時，她還會見了歐盟數字監管領域的立法者，希望他們可以加強對于科技巨頭管控，并成為全球先驅。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忻華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Facebook難以保護個人數據安全，對社會信息安全造成極大損害，恐成歐盟監管機構的“眼中釘”。但由于歐盟及各國政府還要發展數字產業，在監管與發展中取得兩全并非易事。

墾丁律師事務所W&W國際法律團隊創始人、擁有10年科技企業法務經驗的律師王捷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數字監管方面，需要每個國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歐盟的標準可以作為一個基礎性的全球標準去看待，但與此同時，還需要關注到不同國家在數據保護與監管治理方面的差異性問題。

歐盟數字監管又多了哪些“彈藥”

豪根是一名數據科學家，于Facebook供職時負責產品研發。10月以來，她先后在美國參議院、英國議會作證，揭露了Facebook的不透明操作和違規行為。

此番在歐洲議會作證時，她為歐盟監管部門提供了新的“彈藥”：“Facebook一再把利潤作為首要考量，卻不愿關注如何處理極端言論和錯誤信息。”她在開場白中說。

豪根進一步表示，Facebook的這一行為與其商業模式息息相關。數據收集和算法是Facebook的技術強項，通過這一技術，該公司可以推算出輿論導向、設置熱門話題，進而幫助公司賺取流量、提升廣告營收。但很多時候，Facebook的這一行為與保護個人數據安全、維護輿論氛圍的目標相悖。“公司知道如何改變算法，但當商業目標與其他目標相悖時，他們果斷放棄了后者。”她表示。

豪根還提醒道，Facebook的行為會在歐洲帶來特定負面影響。相較于美國，歐洲各國使用不同的語言。一些國家人口較少，使用該種語言人數較少，所以這些國家無法在社交網絡上設立較完善輿論安全系統。一旦Facebook的上述行為不受監管部門控制，這些國家的信息安全恐受波及。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副教授賴雪儀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豪根提出上述指責，為歐盟監管部門提供了更多政治支持，證明要監管數字服務行業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思路是正確的。此外，“吹哨人”將大型科技公司的問題再次置于公眾面前，刺激了公共討論，為歐盟的監管行為提供了民意基礎。

忻華也稱，豪根提供的信息表明，Facebook作為美國公司，對歐盟及各成員國的信息安全、政治生態都構成了巨大威脅。目前歐盟沒有大型科技公司與美國抗衡，豪根此舉可能促使歐洲形成更強大的民意，推動歐盟決策層強化對美國科技巨頭的監管。

但Facebook對豪根說辭表示異議。該公司負責內容副總裁比克特 （Monika Bickert）表示：“我們是一家企業，所以盈利是我們的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行為會以犧牲他人的安全或福祉為代價，這樣的想法是對我們的誤解。”

監管社交媒體的步伐是否會加快

最近幾周，豪根在歐洲密集會見了英國和德國的政府官員，以推動制定新的監管法律。此次歐洲議會聽證會前后，她也密集接觸了歐盟立法官員。

2020年，歐盟委員會已提出《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兩項提案。上述提案明確提及，大型科技企業需要提高網絡廣告的透明度，并加強對極端言論的監管。同時，它們不能使用競爭對手的數據與他們競爭。

在聽證會后，歐盟數字專員布雷頓（Thierry Breton）表示：“歐盟非常重視數字監管，歐洲議會必須在2022年上半年通過兩項提案。”

歐洲議會綠黨議員吉斯 （Alexandra Geese）表示：“我希望上述提案還可以擴大討論范圍，將重點放在如何防范科技公司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上面。”

王捷認為，豪根此舉能否加速提案通過速度及提案監管范圍尚待觀察，這涉及監管部門對企業的監管邊界與深入程度的界定問題。“現在的監管時代已不是蜻蜓點水式的做法，需要強而有效的約束力，才能更好地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和數字服務的治理工作。但與此同時，太深入的監管并不有利于科技進步。”她表示。

賴雪儀則認為，在數字監管領域，涉及的監管主體包括歐盟不同機構、歐盟成員國、歐盟及各成員國內的不同行業及利益團體。大家均要維護各自利益，想要解決內部分歧并非易事。

豪根還稱，如果針對科技巨頭的監管得以強化，歐盟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樹立一個關于規范網絡世界的黃金標準。截至目前，關于數字監管的立法已在美國國會獲得關注。英國的立法者正在考慮提出一項新的網絡安全提案。如果科技巨頭違反相關法規，最高可被處以相當于全球年收入10%的罰款。

歐盟能否成為全球數字監管的先驅？賴雪儀認為，從經驗上看，歐盟對數字產業的規范確實有許多成為世界性標桿的例子。比如，在疫情肆虐期間，全球各地需使用數字化手段追蹤病源。但一些國家驚覺對數據保護不足，便急于學習歐盟早在2018年就啟用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此為參考甚至為模板。但歐盟自身形成合力已如此艱難，要全球達成共識就更荊棘滿途。

忻華認為，歐盟的政治精英一直很自豪于“布魯塞爾效應”，即歐盟對外輸出對特定產業的管制規則的能力。但鑒于數字平臺產業在歐洲并不發達，歐盟制定的數字平臺產業的管制規則能否被其他經濟體接受尚不得知。在數字信息平臺上，數據隱私保護還與各國的法律、政治的文化傳統相關，歐盟的規則體系其他國家不一定認定。因此，歐盟能否輸出新興產業的規則體系，目前難下定論。